目前，我国社会工作服务更多面向的是困弱群体，依靠的多半是民政部门资源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链接的其他部门资源，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帮扶弱者以至助人自助。以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乃至行政方法进行服务，是社会工作发展沿用至今的主要方法。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讨论“是然”，重新审视“社会工作是什么”，听起来有些“过时”，却依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重新审视“社会工作是什么”的意义
这样的意义更多是来自两个维度的思考。
一是从上到下。社会工作的推进，往往到了基层其职业性质就会变形，最终导致在成员构成上比较杂乱，而显得不专业。比如，尽管机构也会邀请专业人员做培训，如介绍价值观与伦理、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等，但是由于目标不同，效果也不同，一些机构的社工们往往把社工做成志愿者，把助人自助理解为慈善。
二是从左到右。学校培养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包括职业院校在内），最后从事社会工作的并不多，高校社会工作系的教师对此也比较困惑。更加困惑的是，有些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在读期间就选择转专业，过早“逃离”社会工作领域，比较无奈。
当然，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社会工作不重要。2023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提出要组建中央社会工作部，引发广泛关注。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以后，行业内主要的工作关注点有：第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第二，吸纳协调社情民意，建设“回应型”政府。一言以蔽之，社会工作未来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大有可为，尤其是在疏通民意、沟通方面，社会工作可以利用专业方法进行介入和干预，使得国家与基层治理现代化所倡导的“柔性治理”成为可能。
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内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社会工作或具备社会工作职业能力的社工本身转向，就成了新的社会工作发展趋势。重新出发，新时代背景下什么（还）是社会工作？从事什么样的社会服务才算社会工作？如何从事社会工作才是社会工作？王思斌教授给出的观点是：“不能笼统地说，是专业社会工作更高级，还是一般社会工作更接地气。实际上，它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都是重要的，无非是要搞清楚，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何种性质的问题，用哪种方法解决更合适。”因此，“大社会工作”的提法就此诞生。
这里所说的“大”在笔者看来，并非“过度整体化”，而是基于社会服务的内容与质量而提出的社会工作可以开展的活动有哪些，进一步拓宽了社会工作的思路和面向，排除了专业性与职业性在过去一直纠结的困境与隔离。同时，也从定义上摆脱了社会工作本身引以为荣的“专业诅咒”，就是“社会工作者既要承担和做好专业性强的工作，也要善于在专业性不强但需要专业干预的工作中，找到介入点，改善社会服务工作，凸显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
徐道稳教授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他认为：“大社会工作论在中西比较的意义上是成立的，但将专业社会工作归于社会工作的一个类别的观点则值得进一步讨论。”他的理由是：“区分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逻辑结果是社会工作者和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区分，这就如同区分教师与专业教师一样在逻辑上令人费解。这种区分一方面使专业社会工作者产生优越感，另一方面也令非专业社会工作者反感，不利于社会工作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实质不是专业与非专业的区分，而是社会工作行业内部专业水平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纠结大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关系，不如强调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教育，提高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这个定论，依然在延续着过去我们一直提的，以专业水平提升和避免行政过度干预的路径去实现社会工作的职业化发展与拓宽生存机遇。
在笔者看来，两位教授所探讨的“大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工作”，乃至“社会工作是什么”“社会工作做什么”等都具有现实与理论的双重意义，值得学习。从顶层设计来看，中央社会工作部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已经明确，至于社会工作者参与多少，怎么参与，角色是什么，是否还沿着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和社会工作行政的路径提供社会服务，则需要我们继续在新时代下结合本土实际情况去理解。
社会工作应走出的误区
至少在笔者看来，未来社会工作的发展有以下几点应该注意。
一是社会工作不该被中介化或补丁化。目前，社会工作越来越被当作“补丁”使用，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社会工作就如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当然，这样做的好处是，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人力成本，可以使一些非专业的工作者在受到社会工作教育和训练后，能够为困弱群体提供干预服务，使得人民群众切实受益。然而，如此批量、赶工“生产”的“社会工作者”不可避免地会在专业程度上打折扣。与此产生悖论的是，由于专业人才的缺乏，社工机构又充当了类似行政外包的对象，他们在政府与社会的中间层活动，固然有缓冲作用，但实质上这并不是社会工作者真正应该做的事情。这种角色和性质又受制于大众对社工的认识不足或其他原因。
二是社会工作不能被行政干预太多。举例来说，我国澳门的社会工作很多时候是政府核准制度与机制，至于社会工作如何和社区、街道总工会等联动，则是社工自身的问题。最终，政府来审核服务的成效，再建议是否继续支持或其他。因此，政府要做的是把社工的红线划好——什么不能做，而不是告诉社工该做什么。否则，行政力量干预太多会导致社工变形和被束缚。
三是社会工作发展需要一定的认知土壤。当前普通大众对社会工作的认知依然比较浅显，对这个职业的期盼和了解比较不足（包括学生家长），这会使得社工和社工机构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土壤的培育固然需要漫长的过程，但如果继续社工义工化、社工人力成本化、社工非专业化，则会导致认知误区进一步加深。社会工作是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如何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改变，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值得思考。
小结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或适合做社工。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持证社会工作者总量共计93.1万人，但从整体来看，社工依然缺乏。尤其是在基层社会中，不少人都是培训一下就直接上岗，社工机构成了拿项目、招人，进而帮助基层政府干杂活的角色。这些转行来做社工的人可能并不知道社工到底是什么，更枉谈怎么开展服务。甚至，一些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也不知道个案工作如何开展、社区活动如何组织等。所以，核准社工进入机制需要尽快建立。
当下，核心议题依然是如何发展社会工作行业和争取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而并非“大社会工作”如何构建，也不是“大力发展社会工作教育”（全国已经有300多所高校设立了社会工作专业，而设立社会学专业的只有90多所）。回到原点，社工角色到底该如何重新审视，关系到“社会工作是什么”的问题。社工是有自身主体性的，如何寻求这种主体性与助手性的平衡点和精准定位，或许是未来一段时间社会工作能更好发展的前提。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西部研究基地研究员，澳门大学社会学博士）
作者：刘成晨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3年11月上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