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实践场域，社区的温度是社区治理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社区治理成效的重要体现。社区承载着一个国家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密码，蕴含着人民幸福安康的基因。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了解，交往密切。然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人从传统生活空间中走出来，进入到城市、社区等现代生活空间，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降低了，成为互不相识、利来利往的陌生人社会。无数国家现代化实践的教训表明，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维护和提升社区的温度，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区问题更多是一个社会转型中的社区治理温度打造和巩固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的魅力在于社区的温度，一个温度降至冰点的社区，必然会成为矛盾多发的源头。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虽然激励了全社会齐心协力抗击疫情的决心与力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地区、部分社区粗暴的工作方式却降低了社区治理的温度，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本文在此基础上对社区治理温度进行论证，并概括与剖析其内在逻辑，进行山东部分城市社区暖实力建设分析。
二、已有解释及其评论
从理论层面来说，社区治理温度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已经对社区治理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然而，社区治理温度这一概念作为对社区治理的全面评估指标尚未得到广泛应用和研究。通过深入研究社区治理温度，可以为理论界提供新的思路和研究范式，促进社区治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一）社会经济结构失衡论
经济结构论将社区治理温度不足归结为社会经济结构失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认为这种结构性障碍或结构性歧视是温度缺失的根源。塞缪尔·约翰逊认为，社会中区别对待与冷漠的存在是一个“太明显而无法察觉，太严重而无法加剧”的事实，主要根源集中于经济地位和阶层、公共卫生医疗等领域的结构性差别上。在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方面，正如希格斯等发现的那样，同一份工作的工资经常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区别对待的主要形式是限制了黑人被雇佣的工作范围。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继续探讨了经济成就的层次与社区区别对待二者的关系，他认为信贷、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三个领域都存在着歧视。在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约翰·特拉斯克（John Trask）在1916年得出结论，美国白人的死亡率低于黑人，反映了更有利的社会环境，而不是任何固有的差异，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是相当大的辩论的主题。詹姆斯·那兹罗（James Y. Nazroo）通过研究英美两国的公共卫生数据，表明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是健康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同时，威尔德·麦基古（Wild McKeigue）等人认为社会经济不平等对健康方面的种族不平等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而克里斯·斯摩格（Chris Smaje）认为，即使有影响，种族的文化和遗传因素也必须发挥作用。但是，以文森特·纳瓦罗（Vicente Navarro）为首的许多学者认为，健康方面的种族不平等主要是由社会经济不平等决定的。随着学者们的不断深入探索，对经济解释论的种族不平等与种族歧视的研究在经验和理论上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群体面临的明显经济社会不平等可能是社会失温的一个重要解释。
（二）社会价值缺失论
社会价值缺失是指社会中存在的一种价值观混乱或缺失的状态，导致人们缺乏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社区治理中缺少温度。有研究指出，当前道德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道德滑坡、道德困境和道德异化等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已经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同时，新的伦理体系的建立也依赖于新的价值基础的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导致社会缺少温度。当人们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以及相互关心和支持的动力时，社会就会变得冷漠和疏离。当社会价值得到改进与提升时，社会信任度与凝聚力也得到提升，因而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会更加具有温度。
（三）现代化进程论
现代化进程论强调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社会温度并没有得到提高，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冷漠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社交媒体的普及、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市场化等因素。有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得我们的人际交往更加冷漠, “人际温度”降低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交媒体的普及让人们更容易沉浸在虚拟世界中，而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人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与陌生人交流，而不必与现实中的人建立真正的联系。
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也促进了社会失温，城市化进程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人们需要在城市中求生存，需要面对更多的竞争和压力，因此可能忽略了与他人的联系。工业化进程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机械化和规范化，人们需要遵守更多的规则和程序，因此可能缺乏个性化的交流和互动。
市场化因素也同样影响着治理，社会公德匮乏损耗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知行脱节妨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最终效果，所有这些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道德问题的突出表现。究其生成逻辑，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道德领域问题突出的根本原因。另外消费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利益和物质追求，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和物质财富，而忽略了与他人的情感联系。综上所述，现代化进程中的多种因素可能导致社会冷漠以及温度不足。
（四）治理不足论：一个竞争性解释
不难看出，关于社区温度不足的解释，已有的社会经济结构论、社会价值缺失论和现代化进程论等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当前的社区治理温度不高、社区冷漠等问题，但是这些理论却不能解释为什么社区之间的温度存在差异。本文认为，社区温度不足主要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问题，该问题的实质是社区治理体系不完善，基层治理能力不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治理由于存在着治理机制不完备、问题识别不精准、处理方式一刀切等问题，从而导致了部分社区治理温度不高，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降至冰点。社区治理既要关注前提，又要夯实基础，还要关注核心。因此，推进社区治理，需要对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行精准识别，注意治理的弹性和灵活性，关注治理的人情与温度，打造社区独特的暖实力。
图1. 既有理论及其解释能力缺陷
三、理论解释：暖实力与社区治理温度
从治国理政全局来看，社区治理是一个察民情、解民忧、聚民心的民心工程。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在福建调研时强调：“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天天同居民群众打交道，要多想想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真正使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因此，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是社区治理的灵魂。
在部分学科已有的研究中，暖实力被少量提及，例如沈悦与金圣钧认为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而“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王善平提出中国在面对美国的“巧实力”战略时需要以一种“暖实力”思维来打破之，所谓“暖实力”，指消除歧视、化解矛盾、破除垄断、限制特权、拆除壁垒、填补鸿沟、优化配置、和谐共生、民族共和、温暖人心、升华人性的能力。细言之，消解种族、性别、等级、党派、地域、户籍隔阂以打破权力垄断的能力，可称之为“政治暖实力”；消除投资、开发、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就业、积累等歧视以打破财富垄断的能力，可称之为“经济暖实力”；至于拆除宗教、文化、艺术、科技、学术、教育、舆论樊篱以打破知识垄断的能力，则可称之为“文化暖实力”。
图2. 暖实力与社区治理
但当前对于暖实力的研究较为稀少且并未辐射到社区治理领域。但是学界已有关于社区温度的相关论述，具体可分为将社区温度作为自变量的研究和将社区温度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一）作为自变量的社区治理温度
1.社区治理温度与社区韧性
社区的温度是指社区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以及社区的整体氛围和文化。现有研究发现，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性要素在于实现社区韧性，而将“温度”注入基层治理全过程是塑造社区韧性的重要路径，社区韧性的构建需要将情感治理和精细化治理贯穿于治理的“观念”“结构”和“行动”当中，打造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人心政治”。
2.社区治理温度与城市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温度与城市自身的治理能力相关联，夯定着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刘建军提出社区治理温度可以作为衡量城市治理质量的指标之一，有温度的社区会使党的执政基础、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日趋稳固。在市场系统和管理系统中丢失的社会关系能否在社区中得以恢复，日渐松散甚至隔绝的社会关联能否在社区中得以重新缔造，是营造有温度社区的决定力量，也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重点。
（二）作为因变量的社区治理温度
1.居民自治与社区治理温度
社区的魅力在于社区治理温度，社区治理温度的高低，反映出了社会治理的绩效。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基因，而这些基因的良性组合能够带来社区治理温度。刘建军认为，社区治理温度并不取决于法治的严酷，而是取决于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组合应用，这恰好是中国社区超越西方社区治理法治陷入偏执主义的根源所在，而呈现这一组合的现实载体便是“居民自治”，居民自治的最大魅力在于将居民拉回到一个平等、温情的公共空间中，使其感受到别具一格的“社区人”的尊严。社区治理温度高低是衡量城市生命力旺盛的重要标志。所以，我们党和政府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始终没有放弃构建熟人社区、培育社区精神、丰富社会资本的努力。“睦邻社区”“礼治社区”等概念就是试图揭示中国社区治理的独特路径和独特逻辑。
2.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温度
“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信任、合作和互动的程度。社会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区的重要资源，可以促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发展，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包括参与志愿活动、社交活动、组织活动等。有学者对社会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操作化工作，认为在集体社会资本中，研究者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联结和规范这几个方面，而社区治理温度通常与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互助和信任有关。社会资本的提升也会带来社区治理温度的增进，有助于社区内推广互助文化、组织社区活动、加强社区联系等。
3.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温度
党建引领也是提升社区治理温度的自变量之一，治城务精，精在基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深刻变化，大量“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利益关系更加多样，社会矛盾更为复杂，城乡社区在基层治理中的重心地位和兜底作用日益明显，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任务更加繁重。一些评论指出，党建引领这一举措可以激活了社区治理的红色细胞，提升社会治理温度。
但是无论是作为自变量的社区治理温度研究还是作为因变量的社区治理温度研究，都没有能深入概括社区治理的内在与核心魂魄。学界在当前领域存在一定的空白与缺失。
社区治理的研究呼唤着暖实力与治理温度，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的核心魂魄就是一种暖实力。所谓社区治理的“暖实力”，就是社区通过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共鸣、人与人的交往，形成一种让人温暖、令人感动的正能量。什么样的治理能够真正做到人民群众心里去，什么样的工作能够真正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什么样的社区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这是社区治理温度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区治理温度体现了社区的“暖实力”，即社区拥有被居民广泛认同的价值观与使命感，依赖于社区是否能让居民找到某种心灵的感应、响应和对应，让居民动心、动情和动脑，形成一种感动人心、激励人心、召唤人心的暖实力。
图3.社区温度与共同体
社区的暖实力的前提是利益，基础是治理，核心是文化。社区暖实力的前提是利益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群众利益无小事，一个社区只有首先将各家各户的衣食住行教医帮扶等生活问题解决好，才能夯实社区暖实力的根基。社区暖实力的基础是治理。社区的事是大家共同的事，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人，一个社区是否有人气，居民是否积极参与社区事务，是一个社区暖实力的基础。社区暖实力的核心是文化，一个社区文化生活是否丰富，是否形成社区共同精神，是否夯实文化价值观的根基，决定着社区暖实力的韧性。
总之，只有将利益、治理和文化调理好了，社区就形成暖实力，社区治理温度也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社区的暖实力是不可复制的，因为不同社区面对的人是不一样的，也就决定了一个社区的暖实力不可能复制到其他社区，一个社区只有立足自身，打造独具特色的暖实力，才能真正持久。
四、实证研究：山东省城市社区暖实力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被纳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不断明确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社区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展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道路。山东省社区治理改革，作为全国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结合自身省情特点，在不断实践中形成了以“四导体系”为核心，以服务下沉为切入点的社区治理经验，社区暖实力得到不断提升。
（一）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四导体系
无论是对于世居世住的农村村落来说，还是对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城镇居民来说，社区都曾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不同于党委、政府、企业和市场以及非政府组织，但又与所有这些行为体休戚相关，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将党委、政府、企业和市场、非政府组织等紧密相连，构成一个强大的工作系统，这就是社区治理体系。社区治理体系是推进新时代社区发展的基础，也是社区温度提升的重要指标体系。在山东省推进的社区治理实践中，已经基本形成了由党委领导、政府引导、市场先导、居民主导四个支柱构成的“四导体系”：
1.党委领导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社区治理必须解决有人管事的问题，走在社区治理队伍前面的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各地的经验表明，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总设计师，在社区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引导、服务作用，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办。例如在潍坊市奎文区孙家社区调研时，了解到该社区是在“一村一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区，建立初期居民和村民都对“社区”这个新事物缺乏认识，普遍对社区不感兴趣、不想参与。而这个时候，奎文区的区街党委发挥了巨大作用，孙家社区党委一班人更是成为推动社区规划的“急先锋”。在上级党委强有力的支持下，孙家社区党委一班人将原一村一居的所有党员团结起来，带领居民共同规划孙家社区的新愿景，并一步步扎扎实实推进社区不断走上快车道。对于多数居民来说，虽然他们当时并不了解社区是什么，但他们相信社区党委一班人，认为跟着党组织走错不了。一叶知秋，从孙家社区的发展历程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党员特别是党组织一班人能否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社区发展至关重要。
2.政府引导
无规矩不成方圆。政府是社区治理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大到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小到具体社区的规划设置，政府的引导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社区不是世外桃源，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物业问题、社区舆情等等大量存在，和其他空间一样波涛汹涌，随时会发生可以预料或难以预料的事件和危机。社区不是法外之地，需要建立化解危机的“变压器”和解决矛盾的“出气筒”。“枫桥经验”“浦江经验”都表明，能否建立起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通道，是决定社区治理质量的重要条件。山东省各地的实践也表明，在社区的建章立制上，政府不仅不能缺位，而且必须不断加强。政府必须引导社区把规矩定出来，帮助社区把赛道建起来，支持社区居民在制度规范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形成习惯，为社区治理提供一道坚强有力的“安全阀”。
3.市场先导
社区治理必须解决有钱办事的问题，真正为社区助力造血赋能的还是市场。市场是社区治理的先行者，没有有效市场就没有健康社区，市场需要发挥开拓、建设、造血功能。在济南和青岛，依赖政府财政的社区基本上都处于经费紧张的状态，一旦政府财政投入减少了，这样的社区都会陷入困境，社区普遍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和强有力的资金保障。相反，一些治理势头强劲的社区，都重视与社区内的企业、餐厅、医院、学校、商店等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开展形形色色的慈善捐助、各种各样的社区公益、丰富多彩的文化共建等，真正好的社区决不是封闭的小社区，而是开放的大社区。在这些社区内的企事业单位和所有市场主体，都逐步把自己看作是社区的一部分，因为融进了社区也让自身尝到了甜头和好处，当自身遇到麻烦，面临困难，社区也成为自己患难与共的朋友。对他们来说，付出的是一滴水，收获的是太平洋，社区和市场成为一种比邻而居、和合共生的鱼水关系。
4.居民主导
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主人。社区治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居民才能成为社区治理真正的主人公，必须引导和帮助居民在社区治理中发挥自我教育、自我治理、自我服务作用。一些地方的社区治理不是以居民为中心，而是完全以党委政府为中心，很多街道的干部下沉到社区担任党委书记，代替居民建立了乡镇街道之外的另一级政府，不是把居民看作是主人，还是把居民看作是孩子，一切事都替居民做主，竭尽全力为居民“喂奶”，久而久之，不仅居民不买账，党政干部也疲于奔命，最终不仅事情没有办好，彼此关系也疏远了，得不偿失。社区是全体居民的社区，社区治理也是全体居民的自我治理，社区最终是全体居民人人共享的治理，必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社区治理的根和魂。
图4.四导体系
一个社区治理的好不好，与四导体系完善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党委、市场、政府、居民的社区治理能力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社区治理体系是硬件，治理能力是软件。在社区治理体系完善的情况下，社区治理必须走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要从认知力（怎么看）、沟通力（怎么谈）、行动力（怎么办）三个点发力。总之，一些四导体系搞得好的社区，不仅社区组织内部风清气正，而且社区到处呈现蒸蒸日上的局面。尤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区治理体系的战斗力得到了检验，之前被居民漠视的居委会，现在却变成了社区居民的知心人、遇到困难时的热心人。以往被一般人看不起的物业，现在却成了社区守望相助的守护人，成了逢年过节彼此来往和相互问候的一家人。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分水岭，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社区和之后的社区完全是两个世界，社区的居民也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社区人。
（二）提升治理能力：“服务下沉”
城市社区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全世界都是如此。在社区里生活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覆盖各行各业，越是商品房小区，社区的陌生感越强。如何打破陌生人社会的重重隔阂，是社区治理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是提升社区温度的首要课题。
针对上述问题，山东省积极推动“服务下沉”，改变以往坐等群众上门办事的做法，积极搭建为群众服务的平台，通过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设立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通基层治理最末端，引领基层治理水平持续提升，致力于构建以党建为引领，健全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和重大活动服务保障机制的全方位治理系统，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社区居民中间，建立了党委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通过调研山东省各地的党群服务中心，主要做了三件事情：
1.党建引领、跨界融合
坚持完善党建引领，引导社区治理向纵深发展。青岛市市南区不断增强区委的全域统揽功能，成立全域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采取项目化运作，设立基层党建、网格整合、信息化平台建设等3个工作组，顶格协调，强力推进。建立完善区委常委、副区级领导联系街道社区制度，每年至少到所联系街道社区调研指导2次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协调解决相关问题。
建设城市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优化居民服务质量。青岛市市南区按照“实战管用、领导会用、干部爱用、群众受用”的标准，借鉴上海、杭州等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建设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信息化平台—“城区大脑”。开发综合性管理服务客户端，结合网格化管理，对网格服务、城区环境、应急管理等事件开展信息采集、智能分派、预警处置、监督考核等全周期管理，实现“一网统管”。
健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提升跨界创新能力。青岛市市南区区委书记担任联席会议召集人，吸纳驻区单位党组织作为成员单位，原则上每半年召开1次联席会议，加强区域内各类党组织的协同互动。另外，增强街道党工委统筹协调功能，持续深化街道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街道统筹党的建设、区域发展、社会治理等职责定位，优化党政、党建工作、社会事务、公共安全、城区发展5个办公室职能，服务下沉的体系日益完善。
2.“生活支部”的“支部生活”
山东省很多社区积极构建和完善小区党支部，不断理顺组织架构、健全运行机制和加强队伍建设，协调引领基层治理，推动激发小区治理活力，提升小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围绕居民生活建支部。潍坊市奎文区在理顺组织架构方面与周边小区联合建立党支部，确保联建小区均有党员参与，给予每个实体化小区党支部1000元启动经费，建立楼栋党小组。以小区为单位，根据党员数量，择优将热心群众服务、甘于奉献、工作积极的党员确定为党员中心户。在健全运行机制方面，潍坊市奎文区明确了小区党支部领导地位，小区党支部在小区治理中发挥总揽全局、引领创新、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充分行使领导权、人事权、监督权、评议权和建议权。在加强队伍建设方面，潍坊市奎文区全面加强小区党支部班子建设，选好配强“领头羊”，鼓励离退休党员、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骨干、社区公益性岗位人员等积极参加小区党支部换届选举，把有公心、有能力、有威望、有热情的小区党员选拔为党支部书记。同时，通过加强小区党员教育管理提升小区党员队伍水平。结合小区实际，综合考虑政治素质、群众基础、责任意识、奉献精神等方面，择优选拔党员或居民骨干担任楼长，鼓励支持“两代表一委员”、离任社区“两委”成员、退休干部职工、退役军人等担任楼长，同时精心组建听党话、甘奉献、善作为、会服务的“红色友邻”治理骨干队伍，在小区内积极宣传方针政策、联系服务群众、引导遵纪守法、倡导文明新风、组织文体活动等。
依托社区网格建支部。青岛市市南区增强网格党组织凝聚带动功能，按照“统一网格划分、统一组织设置、统一人员配备、统一工作要求、统一阵地建设”五个统一的标准，全面推动“多网融合”，实现全域“一网统筹”。原则上按照 500户左右为一个基础网格的标准，综合考虑道路走向、楼院楼宇密度、企事业单位分布、人口和党员数量等因素，对全区现有党建、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进行规范整合，整合后的网格作为全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同步在基础网格设立网格党支部（总支）。根据“统一标准要求、招录转岗结合、积极稳妥推进”的原则，通过招录社工、择优转岗、合同到期自然退出等方式整合人员，配齐网格骨干工作力量，形成每个网格1名网格长、2名专职网格员和若干名兼职网格员、网格志愿者组成的“1+2+N”网格工作队伍。
推进“生活支部”的“支部生活”。在建设生活型支部的过程中，基层党支部过上新型“支部生活”。社区党支部成立小区红色友邻队伍，结合重要节日、纪念日，积极开展消夏晚会、邻里节、趣味运动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健康文娱活动；组织开展小区内的电梯、消防通道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安全巡查，及时排查和整改防火防盗、周边环境等治安隐患、消防隐患和各类不安全因素；及时发现和掌握小区居民之间、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纠纷，配合进行关系调解；发现环境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指导物业维护小区内卫生整洁，环境优美；及时掌握小区内居民，特别是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困难群体的生活需求和问题诉求，确保议事场所和活动阵地的使用，开展好邻居、最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等评选活动，培育小区骨干等，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让服务下沉，让社区升级
近年来，山东省积极推动党政服务下沉，通过加强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推动部署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分散孤立、用途单一的各类社区信息系统向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迁移或集成，最大限度精简基层业务应用系统、服务终端和管理台帐，推动社区信息系统集约化建设。党群服务中心在实现一站式服务的同时，关注老年人和青年人等社区不同群体的需要，设立功能性的活动空间，对提升小区生活的质量发挥重要作用。
服务下沉，服务质量不下沉。在推动党政服务下沉到社区的同时，重视提升服务质量，坚持高质量发展的理念。近年来，青岛市市南区着力实现中心场所功能完备、标牌设置统一规范、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基础保障充分有力的目标，通过统一名称标识，完善功能布局和规范建设标准等持续加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规定按照办公空间最小化、活动空间最大化、服务效益最优化的原则，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统一规划，将内部空间划分为“一厅N室”，即党群服务大厅、社区办公室、党建活动室、社区党校教室、“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以及若干功能室；外部配套建设“两栏”，即社区宣传栏和社区公开栏。大厅服务窗口一般设综合管理、区域党建、社会事务、公共安全、城区发展五个岗位，并配备服务项目标牌，各个岗位通过适当形式公布工作流程、办事指南等。各街道按照勤俭节约、量入为出原则，在现有基础上，对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升级。
让党政服务下沉，让社会服务升级。党政服务下沉决不是再造一个新政府，更不是改变地点的换汤不换药，而是强调将党政服务下沉与带动社会服务升级，不断提高社区综合服务的质量。潍坊市孙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在设立了综合服务大厅、社区警务室、社区工会、社区妇联、社区团委等基础上，发动社区志愿者和居民共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服务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残疾人康复训练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区老年大学、多功能会议室、图书阅览室、书画室等服务场所，完善服务功能，不断升级社区服务质量，步入了相互监督、彼此借力的良性发展轨道。
山东省在社区治理中的首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充分发挥党建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省推进党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不断扩大城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覆盖，推进商务楼宇、各类园区、商圈市场、网络媒体等的党建覆盖。同时，健全完善社区党组织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工作的各项制度，加强党建带群建，发挥群团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充分释放了党建引领推动社区重建的综合积极效应。总之，党群服务中心是社区治理的一面旗帜，是党委、政府、市场和居民参与治理的交汇点，也是整个社区治理的神经中枢。党群服务中心是党委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新平台，也是人民群众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处理器，构成了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社区公共空间，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五、提升社区治理温度的深层思考
中国的治理体系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有着鲜明的特色和高度的优越性。随着现代化治理体系的不断发展进步，山东省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发现了新情况与新方向，也找出了目前存在的弱项和不足，如根深蒂固的社会管理的控制思维尚未根本破除，社会组织的发育仍需时日，社区居民的参与度还需提高，社区治理温度尚有不足，诸多缺陷和限制性条件的存在导致良性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还处在瓶颈状态，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还任重道远。归结起来，社区治理中存在着政府、社区、网格三方面新情况：
（一）政府再造之惑
长期以来，社区治理一直摆脱不了政府管理的“供给导向”依赖症。所谓供给导向的社区治理，就是以政府为主导，社区居委会承担太多的行政性工作，自治功能被行政化，居民成为社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
通过走访山东各地的社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府主导的“供给导向”问题，尤其在党群服务中心建立后，一些街道的功能逐渐被社区化，使得社区成为政府的延伸，社区成为面向居民的准一级政府。归结起来，主要存在三个表现形式：
一是街道干部“双肩挑”。在济南、青岛等地的一些社区，社区党委书记不少是由街道领导干部兼任，从人员配备上来看，街道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双肩挑”现象比较突出。
二是“保姆型服务”。山东省普遍实行“网格化服务”，对辖区进行分块包保，设专职网格员，提供“保姆式”服务，各网格员既当信息员、宣传员，又是战斗员和服务员，还是管理员、监督员，包保网格内的大小事务。
三是服务外包。一些财政状况比较好的区县和街道，通过购买服务和服务分包的方式将社区服务发包给一些专业公司，将政府服务推向市场，通过专业公司提供高质量的市场化服务。这种市场化的“政府再造”的优点是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弊端是疏远了政府和居民的关系，彼此直接互动减少了，一旦遇到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在市场缺位的时候，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问题，上海市的众多社区在2022年疫情中遇到的问题就是典型案例。
显然，“供给导向”的社区治理突出了政府主动为民服务精神，不啻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探索。但是，过多的政府主导导致社区治理成本过高，社区工作者背负很重负担，也会导致对社区多样性的忽视，容易形成居民对政府的依赖心理，遇事便找政府，加剧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工作压力。同时，政府主观判断的“居民需求”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居民的持续被动，不利于社区居民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充分发挥。
（二）社区营造之变
与向社区拓展和投射政府功能的“政府再造”方案相比，“需求导向”的社区治理体现的是公民本位与权利本位，展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需求导向”的社区治理会积极回应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和鼓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政府的部分决策，实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它强调的是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评估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及要求政府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他们的个人利益。也就是说，社区居民可以要求“政府应当做什么”“政府应当怎样做”。
山东省各地在社区治理中致力于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实现治理体系完善提升，通过政策设定、购买服务、提供资金支持等方式不断助力社区生活幸福度提升。
一是政府提供基本的政策条件。山东省各级政府积极制定有助于社区治理效果提升的相关政策，为社区治理工作的有效落实提供政策保障。山东省民政厅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按照中央组织部、民政部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方案，聚焦重点、履职尽责、狠抓落实，推动全省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山东省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陆续发布《关于完善社区工作者薪酬体系的指导意见（试行）》等，保障社区工作的有效有序推进。
二是政府提供基本的设施条件。山东省政府大力推进乡镇（街道）社工站建设，制定省级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示范站创建标准，鼓励引导广大社会工作者扎根基层，用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提升民生服务水平。建成1825个乡镇（街道）社工站，实现乡镇（街道）全覆盖，吸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5300余人。
三是政府为社区提供资金支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和提供资金补助的方式促进全方位治理提升。按照“受益广泛、群众急需、服务专业”的原则，通过需求评估、标准制定、成本核算、招投标管理、质量控制、绩效评估等项目化管理方式，重点为社区老年人、重度残疾人、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失业人员、低收入家庭等特殊人群提供社区照顾、融入、矫正、康复和就业辅导、心理疏导等服务。例如，山东省政府开展法律服务社区行动，将人民调解纳入全省政府购买服务目录，不断扩大专职人民调解员规模和占比等。另外，各级政府积极提供资金补助，如潍坊市北苑街道为解决老年人，特别是生活不能自理、孤寡、独居、空巢等老年群体“吃饭难”问题，坚持“市场运作、政府补助、保障老人、服务社区”的理念，以满足社区居民就近就餐需求为重点，积极发挥社区的组织作用，突出公益属性，加强社区百姓食堂建设，切实满足了群众需求。
四是鼓励政府负责下全民参与。一方面，强调政府对社区责任作用。例如，青岛市市南区紧紧围绕青岛建设开放、现代、活力、时尚的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和部署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市南区实现全域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为奋力谱写时尚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区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另一方面，鼓励发挥多方主体的治理作用。例如，青岛市虎山路街道办事处通过搭建“有事来商量”平台，让基层社会治理从“政府主导、小众参与”转变为“多方共治、全民参与”，推动实现群众参与从“我来讲问题”“我来提意见”向“我来出主意”“我能做什么”转变，社区居民在参与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从“居民”到“公民”的转型，有力推动了社区民主协商健康有序发展，初步形成了“人人参与社区建设、人人参与民主协商”的工作格局。
（三）网格建设之难
网格员队伍作为社区治理的“毛细血管”，在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一线作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熟悉最信任的一个群体，然而随着社区治理的变化与要求的不断提高，对现有网格员队伍也带来了多种问题挑战。
一是条线任务多，服务压力大。网格员不仅需要承担常规社区任务，更需要协助包括公安、消防、民政等多个部门开展面向人民群众的直接服务工作。同时按照现有网格划分，平均每位网格员服务人数在百人以上，部分人口密集的社区达到近五百人。服务内容多、服务人群广，给网格员队伍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加之在临时性任务中对网格员的抽调使用，使得问题更加突出。
二是考评要求高，处理权限低。网格员在开展服务时“零投诉、全满意”的要求与社区公平治理存在着一定矛盾，加大了网格员的工作压力。在居民满意度硬性指标的要求下，部分网格员为了达到考评模板，被迫满足部分群众不合理的要求，不仅增加了工作隐患，更是影响了社区的公平治理。
三是信息化程度低，重复性劳动多。目前社区网格员工作的信息化、平台化、通用化水平相对较低。针对网格内居民的信息收集还停留在以网格员一对一收集为主，平台建设也停留在社区自主开发的水平，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有待提高。同时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化平台建设依然“各自为战”，从更高层级的角度搭建统一平台方面还有欠缺，急需进行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平台整合。
毫无疑问，解决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社区治理的重心应始终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这种导向立足于社区实践，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指向标，以解决社区治理深层次问题为切入点，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治理模式。合作治理是介于政府治理和自治理之间的复合性治理模式，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因共同事务需要解决而开展的互助、互帮、共享、共促，并利用各自拥有的资源进行交换融合。只有合作方通过达成共识，在资源调配、知识共享、权责共担等方面建立良好的交换关系和明确各方的位置，才能有效的开展合作治理，才能设置复合性治理模式。各治理主体通过彼此遵守法治原则、有限政府原则、市场原则、公共性原则等合作治理原则，最终实现对公共事务共管共治共享。现代化社区治理队伍应以多方参与为特征，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以互动合作为纽带，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参与解决社区发展中出现的各项问题。长远来看，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在社区层面的和合共生、共同发展，对于提升社区温度、完善社区治理具有深远意义。
六、结论
一路走来，齐鲁大地正在发生一场来自底层的社区革命。这一革命扫荡了传统生活方式，创立新的亚细亚生活方式。在山东各地的调研过程中，我们调研团队都感受到了一种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冲击着我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传统认知，改变着对新时代中国的认识。
毫无疑问，这个新的社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但它是一场带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它不是革故鼎新的革命，而是传承创新的革命。它不是自我封闭的革命，而是吐故纳新的革命。可以相信，在这场革命中，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能的。从革命的发动，革命的推动，一直到革命的最终成功，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
这场革命也是人民自己的革命。社区的居民从小家走出来，走近社区的大家庭，这个转变不可能由少数干部完成，也不可能由党委政府代替完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社区必须是有温度的社区，这个温度是由每一个社区居民的心共同暖热的，一个社区是否具有暖实力，以及这一暖实力的温度如何，直接决定着社区革命的进程。
这场革命还是各方面共同参与、相互融合的革命。社区不是孤岛，不可能会发生一场茶杯里的风暴，社区需要打开大门，建立一个没有围墙的共同体，它需要和社区内和社区外的所有行为体形成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需要把心打开，把手张开，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在抱在一起，报团取暖，共同点燃社区发展的熊熊火焰。
山东省的实践仅仅是中国实践的一部分，目前取得成绩还仅仅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工作，更精准的服务，更精细的治理，更智能的技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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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联合调研组成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可金，山东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办公室主任田志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赵一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赵丹阳、张家浩、秦紫晓、赵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