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助人服务中一直存在着两大阵营：临床辅导和社会发展。前者关注个人遇到困扰时怎么改变，后者侧重在现实困难面前环境怎么改善。关注个人的改变需要初学者对个人心理进行深入探究，了解个人心理的变化规律，它给我们的印象是“有专业”。关注环境的改善则需要初学者学会挖掘和调动资源，包括发挥政策资源的优势，它给我们的感觉是“有资源”。这样的对立划分让社会工作初学者更乐于选择临床辅导，因为它只需要个人努力就可以做到，具有更高的可控性。
简·福克（Jan Fook）作为澳大利亚的著名社会工作学者，是批判视角的倡导者。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刚踏入社会工作领域时，也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临床辅导，想成为一名具有专业素养的助人者。不过，经历了社区实践之后，福克发现，临床辅导与社会发展的划分纯粹是人为的，不仅个人的真实改变一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而且社会的真正发展也一定表现为个人能力的成长。
之后，福克在社区智障人士及其家庭的帮扶过程中领悟到，针对社区弱势人群的服务脱离不开这些弱势人群生活的社区，助人服务必须采取能够将临床辅导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整全服务策略。否则，即使助人服务看上去很专业或者很有影响力，实际成效也会非常有限，而且影响也是短暂的。
20世纪80年代，福克通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和思考更加明确了这一想法，她认识到，社会工作这种助人服务关注受助对象如何应对生活困境是行动导向的，这种行动只有放在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才有现实的力量。这既与临床辅导这种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服务策略不同，也与社会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现象分析不同。临床辅导是以原则为导向（rule-bound）的，需要假定家庭或者其他某种环境作为个人心理分析和干预的先决条件，与真实的社会发展要求存在冲突；社会发展这种社会学的现象分析不关注人是如何行动的，自然也只能停留在概念的分析上，变成纯粹的智力游戏。
因此，个人的改变需要放在社会发展中，只有把个人放回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中，让人与环境成为一个整体，个人的改变力量才能被发现、被挖掘出来，转变成有力量的人。这就是批判视角所说的人的社会性，它要求把“人在情境中”作为助人服务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寻找人的成长改变规律，而决不能把人从环境中抽离出来，也不能把人淹没在环境中。将人与环境联结起来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一定的行动，特别是在遭遇生活困扰时，这一要求就更为突出，因为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方法，个人的生活压力就无法减轻。
因此，助人服务与反思学习一样，是一门关于如何有效行动的科学，其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在生活困境中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法，只不过批判视角不仅关注个人生活经验的行动反思，还关注特定社会处境中的行动反思，有了对社会处境的审视要求。
实际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发现，人生活的情景不同于自然的生态情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不仅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而且拥有不同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行动反思也就不能简单停留在个人生活经验的反思上，而要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的反思，了解自己遭遇的问题与谁相关，每个人各自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差别。只有经过这样的深入了解，我们才能够把握社会环境的变化规律，在行动策略的调整过程中把个人的改变与社会的改变结合起来，实现批判视角所说的人在情境中的“个人解放”。为此，我们在生活困境中需要学会分步走，让人的改变与环境的改变相互促进，逐步改善环境中的核心影响因素。
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个案例。
受助对象11岁，小学四年级男生，刚从其他学校转入目前的市重点小学学习。受助对象的学习成绩不好，语文、数学、英语经常不及格，上课时不仅不认真听讲，而且经常扰乱课堂秩序。据老师反映，受助对象在原来的小学没有打好学习基础，来到市重点小学明显跟不上。但老师又不敢把孩子的表现直接告诉孩子的父亲，因为他知道孩子学习不好后，就会粗暴地打骂孩子。
受助对象的父亲自从下岗之后经常酗酒，打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认为是孩子给他带来了坏运气。有一次，因为下手过重，父亲把孩子的腿打骨折了。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母亲经常替孩子做作业，保护着孩子。母亲发现，孩子对学习没有兴趣，非常被动，总是推托不肯做作业，但母亲又不敢把情况告诉自己的丈夫，怕孩子遭到父亲的打骂。
受助对象见到父亲就会发抖，喜欢母亲陪在身边，有什么事直接告诉母亲。由于受助对象的学习成绩差，再加上在学校的表现不好，经常惹麻烦，之前的老师要求受助对象转学。在老师的强烈要求下，受助对象转到目前的小学就读。
转到这所小学后，受助对象的学习成绩有了一点改善，获得了语文学习进步奖。但是，由于受助对象的学习基础比较薄弱，学习成绩仍是班里最后一名。当社会工作者问及受助对象有什么方面的成功经验时，受助对象的母亲拿出孩子曾获得的语文学习进步奖状，脸上露出幸福的表情。
如果一名年轻的社会工作初学者遇到这样的案例，该怎么办？尽管资料呈现的案例内容很复杂，影响受助对象表现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只要社会工作者关注受助对象的行动及其可改变之处就会发现，语文学习是受助对象改变的突破口。有了改变的突破口之后，社会工作者需要思考，语文学习方式的改变与谁联系在一起，把行动放回到实际生活场景中，找到促使受助对象发生改变的具体办法。
在上述案例中，最关注受助对象语文学习的是他的母亲。由此，社会工作者就能够明确实施影响的最小改变圈——受助对象和他的母亲。通过语文学习的改变，社会工作者逐渐深入受助对象家庭的核心影响因素——父亲的改变，真正实现家庭环境结构层面的改变。这样，社会工作者就能够带动受助对象从小的环境改变逐步拓展到大的环境改变，把环境改变作为自身成长改变的挑战而不是障碍。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需要从目前遇到的问题入手，学会困境改变“三步走”：
第一步，关注行动可改变之处，找到问题突破口，保证可行；
第二步，关注行动改变关联人，找到最小改变圈，保证精准；
第三步，关注行动改变核心人，找到核心改变圈，保证有效。
从突破口开始，由小圈带动大圈，真正实现人与环境的同步改变，变“助人”为“自助”。批判视角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介入策略。只有这样，助人服务才能既避免陷入心理干预直线思维的困境，又避免踏入环境介入全景思维的陷阱。需要注意的是，批判视角的社会结构概念除了假设每个人的社会位置不同之外，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含义，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社会生活中的人，行动受一定社会规则的影响，由此，对行动背后社会规则的考察就成为带动社会环境改变的重要内容。
（本文节选自童敏著《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理论漫谈》，经作者授权发布。文内注释略，详见原著。作者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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