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面临新机遇和新挑战，最显著的问题莫过于对“社会工作”这四个字如何界定。这涉及基本概念层次问题，因此，笔者尝试以概念辨析的方式做一点细微的讨论。目前很多讨论立足于此前的“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角度，但就党的理论体系而言，从群众路线、群众工作到社会工作进行辨析，才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

一、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

“名可名，非常名。”虽然名词概念在指代客观事物时可能存在无法恒定对应的缺陷，但释义明确而稳定的名词概念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学科建立的基础及其边界。对于什么是“社会工作”这一讨论，自1987年马甸会议以来，针对从西方引进的“Social Work”和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在描述“社会工作”时出现了“概念丛林”。比如：用以指称在“教育先行”下以高等教育学科化培育或通过资格认定考试而确定的“专业社会工作”，用以指称在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社会福利性质工作的“行政社会工作”，用以指称除以上两种之外在社会中从事公共服务等事务的“普通社会工作”，以及在社会工作发展之初雷洁琼先生的著名论述“民政工作是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还有社会工作部成立之后相对此前专业社会工作范围更广的“大社会工作”，等等。这些表述，无一例外都是在“社会工作”这一义项前加了限定词，构成了偏正短语，研究“社会工作”的中心语成为行业议题。

什么是群众工作？从党在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群众路线”，到在基层治理中成立“党群服务中心”，以及提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以人民为中心”，这体现了群众工作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为什么不用“群众工作”来指称和代替“社会工作”呢？

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辨微，是个哲学层面的尝试，目的在于辨别概念之间细微的差别。这种差别在语意上是细微的，但在体系上可能是巨大的，分别代表着不同话语系统及其融合关系。而之所以要从话语体系的角度来进行辨别，是为了辨清各自概念的边界，以便利于其独立存在和各自发展。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从西方引入的概念，随之而来的，还有概念体系、操作体系和研究体系的引入，比如，目前社会工作较为规范的研究，一般从某个西方的理论概念入手，而后在现实中进行测量、对比、实践或分析，再回到对新概念、新理论或新方法的讨论。这是社会工作“本土化”一贯使用的方法。但从话语系统的方式来看，这是一种“以西解中”的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导致很多西方概念和理论系统在中国本土产生不适应或缺乏解释力现象。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为了更好理解自身，我们一定非得使用外来的概念系统吗？换句话说，如果连我们自己的概念系统都搞不清楚，我们能指望他人比我们更清楚吗？

当然，社会工作以“实践为本”，不做概念和理论上的区分可以吗？就日常生活世界而言和具体实务操作而言，这是可以的。按照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的一种二元分析的框架——“大传统”与“小传统”来看，在“小传统”层面，存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糅杂且和谐”的日常概念系统，就像中国的民间宗教所呈现的那样。但就严肃的“大传统”而言，则需要辨别清楚，因为每个理论体系的价值系统、命题系统和概念系统均有区别。“儒释道”是如此，“中西马”也是如此。辨清各自边界，利于独立存在与各自发展。这也是社会工作学科立足和发展的应有之义。

三、如何辨微以及辨何种微？

从党的话语体系和西方的社会工作术语系统对比来看，我们要明白群众工作指的是什么，以及社会工作指的是什么。西方话语系统中的群众工作，往往指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并且习惯于将群众描绘为容易被集体无意识操控的“乌合之众”。这与党的话语系统中“将群众组织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着天然的不同。在党派与群众的关系上，西方的党派对于群众的争取在于以选举民主的方式取得执政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的依靠则在于执政党本身就要来自群众、代表群众和为了群众，这与传统中国的贤良政治一脉相承。

党的群众工作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一样的侧重。革命年代在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整体参加到革命实践中来，国家建设阶段则在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集体参与到建设实践中来。如果将群众工作化约至社会，则成为一种强调集体主义“大我”观和“人多力量大”的“总体性社会”，更多侧重于集体的同和总体利益最大化，而会忽视与消解集体中不同群体的差异乃至忽略个体的感受。

西方话语中的社会工作，是指自工业革命以来，发端于宗教慈善，形成于工业国家发展过程中，为了救助被系统性致贫而无力自救的人群，所采取的一种国家公共福利传递方式。党的话语体系中的社会工作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为了建设和谐社会提出来的一种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的制度设置。而此前的很多被称之为社会工作的内容都是在群众工作的框架下进行和展开的。

那为什么不继续用群众工作来开展社会工作呢？是因为现代化进程中，群众与社会发生了分化与进化，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也更加多元和精细。在党的话语系统中，从阶级话语到阶层话语的转变，本身就对群众动员和群众组织进行了细分，总体性动员不再成为精细选择的选项，而应该采取更加细致入微的动员和组织方式，社群话语的出现则更加侧重群众分化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各自特征与不同需求。同时，从强调专政阶段的处理敌我矛盾到社会管理阶段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再到新时代更加强调人民在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实现，这就需要对人民群众的需要需求给予更为精细的认定和满足，这也是此前群众工作在理念方法技术方面所要精进的地方，也正是社会工作之所以被需要的地方。

四、辨微之后又何如？

在党的话语体系中，对于社会工作概念的辨析，并不是要另立一个社会工作的概念名目，而恰恰是要厘清社会工作本身的一致性表达。因为所谓概念，无非被叫于口中，被写于文字中，或被想象于大脑中，不可像柏拉图的共相和殊相一样，让社会工作这一概念下有多个可被分裂的义项，这样反倒会造成社会工作自身的概念混乱。

中国的社会工作，其理解和表达应当基于党的话语体系而展开，看到在不同阶段，社会工作从孕育到生长再到成长，最终形成了何种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工作与中国式现代化在概念上也具有共同性，中国的社会工作应当具备各国社会工作的共同特征，也具有中国自身的独特属性，比如在专业的助人者、社会福利的传递者、社会政策的执行者等角色功能之外，还承担着社会治理的积极推动者这一角色功能。在行动中，则要对照看其是否真实起到助人的效果、是否真实为人民群众传递了国家福利、是否有效执行了相关社会政策，以及是否有力推动了基层治理创新等，而不是看其是否符合某种西方社会工作的特定概念、特定模式或特定理念的表达。

最后，在中国社会工作的日常表达中，需要避免再为社会工作加上各种定状补语以显示与西方或本土现实状况的区别和差距。因为在本质上，只有一个对人民福祉改善有效且有用的社会工作，我们更需要关注社会工作本身的属性及其发展，是否名正言顺和名副其实，而不去关注大小之分，这样那样之别，以及跟着西方喊所谓专业非专业之异，“觚不觚，觚哉！觚哉！”

（作者系上海开放大学民生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社工学人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