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文（化名）是我几年前任精神科医务社工时跟进的个案。当时他42岁，已经患上精神分裂症近20年，由于7年前他病发时曾伤过人，医生签署了具法律效力的命令，要求他持续接受复康院舍的照顾，不能逗留在社区。就这样，阿文7年来一直在一间位于郊区的复康院舍接受照顾，除了由院舍职员护送到医院复诊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不出门。其实医生和院舍是允许家人带院友短暂外出甚至回家小住的，但阿文的父母这几年很少去探望他，即便去了也不会带他外出。

我第一次与阿文见面，就讶异于他的气质跟院舍内其他患者很不一样。他身高1.7米，戴着金属框架眼镜，说话时偶尔夹杂几个发音标准的英文单词，看起来像个斯文的上班族。然而，这并不代表阿文的精神状态比其他人好，因为当时我跟他只谈了两分钟，他就开始胡言乱语，内容大致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跟他说过一些话之类。

后来我翻阅阿文的档案，又询问院舍职员才知道，阿文曾是一名高级女装销售员，当时他收入不错，还曾被公司派到英国学习，可惜因为喝含可待因的止咳水成瘾，几年间精神就出了问题，无法继续工作。据院舍职员说，他的妄想内容都与英国有关，即便他一直在服药，情绪和行为也算稳定，但妄想及胡言乱语并未减少。近两年，他们更发现阿文的身体状况和社交能力明显退步，不仅整天睡觉、不愿意参加活动，而且大热天还穿着厚厚的棉外套，看起来很虚弱的样子。最可怜的是没有亲属来院舍探望他，职员们都不知道如何让他生活得开心一点。

我的知识和经验告诉我，阿文的状态变差应该是长期缺乏社交及缺乏家人支持所致。为了协助他走出社交孤立的困境，我特意安排了一名正就读社工系硕士课程的实习生紧密跟进他的情况（实习生在6个月的实习期内只处理3个个案，可以花的精力比我多）。我建议实习社工先与阿文建立信任关系，并尝试从他尚有逻辑的话语中，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与成长历程，找出他曾经的喜好和仍记挂的朋辈，串联出可用的资源，尝试安排他参与一些社交活动。同时，要联络阿文的家人，了解他们对阿文的想法与态度，看将来如何加强双方联系，使阿文得到家庭支持。

随后的一个月，实习社工与阿文及其家人深入地聊了几次。原来，阿文上中学时是学校乒乓球队的成员，那时他一有空就跟同学打球，至今他仍记得他家附近的一些同学和球友，最想再见到的也是他们，他甚至还能说出几个好朋友的电话号码。至于阿文的父母，其实他们常常惦记阿文，但由于他们都70多岁了，身体状况导致他们不能经常坐2小时的车去探望他。而阿文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很不喜欢阿文，认为他给家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每当父母说要去探望阿文，他们都会以各种理由反对。渐渐地，阿文的父母都忘了已经多久没去看望阿文了。

接下来的3个月，实习社工参照我的建议带阿文外出，每次外出半天至一天，先带他到院舍附近的社区走走、到快餐店用餐等，观察他在久违了的城市社区中能否维持稳定的情绪与行为。在第三次带阿文外出时，就安排他到附近的一个社工中心跟一些青年打打乒乓球。实习社工说，那次阿文表现得非常活跃，跟陌生的中心会员打了好几场球，完全不是平时有气无力的样子。虽然半小时后他显得很疲惫，但在快餐店吃完下午茶后很快就恢复了精神。而且，在那几次外出期间，阿文几乎没有胡言乱语，面对陌生人时虽然有点紧张，但基本上能正常、有礼地与人接触，对实习社工的安排也全面配合。

这样的外出安排了3次之后，我们就打算尝试带阿文回家看看。实习社工先通过家访了解了阿文家中的环境和其父母的身体情况，确定这是一个双方都同意且安全的安排后，我们取得了院舍和医生的同意。这样，阿文便可以在家里留宿一晚，睡在那个仍为他留着的房间和曾经熟悉的床上。

一个周日的上午，实习社工带阿文回到他的家。根据我们的计划，阿文上午到家后会先在家待1小时，然后跟父母和实习社工一起去饭店吃午餐；下午，实习社工帮阿文约了一个近十年没见面的中学好友，在附近的免费乒乓球场地打球；傍晚，阿文的父母再接阿文回家吃晚饭。

然而，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天傍晚，阿文的父亲到球场接阿文时却不见他的踪影，只好给实习社工打电话让其帮忙寻找，并让阿文的母亲在家等着，看阿文是否会自行回家。在大家焦急地寻找和等待中，到了晚上9点多，阿文终于自己回家了。原来，他跟朋友去了附近的一个公园聊天，聊着聊着就忘记了时间和与父亲的约定。回家后，阿文表示了很大的歉意，连连向实习社工说对不起，不断重申自己不是故意的。实习社工虽然当时差点被急哭，但最终还是在我的建议下选择原谅和相信阿文，允许他按原计划继续在家留宿一晚。

第二天早上，阿文由父母送回院舍。父母还给阿文准备了一些新衣物，并在附近的超市给他买了一些日常用品。院舍职员说，这是阿文几年来第一次有院外准备的新物资可用。

在这次回家安排后，阿文这个个案有了明显进展。阿文在院舍内的精神与行为状况比之前好了很多，关于英国的胡言乱语明显少了，白天还会参加院内一些活动，也不会整天穿着厚棉衣在床上睡觉了。在实习社工的持续辅导下，阿文的父母同意由我们将阿文转到离他家更近的一间院舍，并且承诺到时候他们每周都会去探望他。对于即将离开已经住了几年的院舍，阿文也并没有不舍，因为新院舍位于市中心，他相信转院后会有更多的机会与老同学见面。

一个月后，阿文入住新院舍，且适应良好。实习社工由于实习期结束，将个案转交给新院舍所在地区的社工跟进。3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医院走廊偶遇来复诊的阿文，他的精神看起来比之前好了很多。我正纳闷为何不见陪同他前来的院舍职员时，他说医生经评估认为他的情况有很大改善，批准他独自进出院舍复诊或回家休假。对此，阿文感到很高兴。他还说，父母现在经常去看他，并且打算在春节时接他回家小住两天。

个案故事就写到这里，下面来总结一下这个个案带给我们的一些学习点。

价值与态度反思：

1. 从后现代角度看，精神疾病在社会层面是一个极强的负面标签，很多时候都会导致患者过度地失去权力与社会身份。多数人甚至其照顾者只会关注到患者的不正常之处以及如何防止其不正常行为的发生，却并未考虑到患者仍是一个有血有肉、需要社交生活和社会角色的人。事实上，大约九成的患者在接受药物治疗后，情绪与行为表现都是稳定且可以理解的。但是，若他们长期处于社交孤立的状态，其社会功能发挥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令病征更明显，就如阿文在院舍时的情况一样。社工在开展服务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介入重点应该是协助患者恢复社会功能与社会角色，让他们也可以过有意义和有尊严的生活。

2. 精神障碍患者需要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其中，医生大多只能协助处理患者的病症，家人或院舍则为患者提供日常生活照顾，有时心理学专家也会介入，为患者提供深层次的辅导。社工，除了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支持外，还要扮演好个案经理的角色，通过个案会议等不同的方式，促进各助人专业人员间的沟通，使服务取得更大成效。例如在阿文的个案中，社工向医生建议允许阿文回家休假，医生则未必知道阿文需要通过这一安排重建与父母及社区的关系，达到全面康复。

知识与技巧学习：

1. 长期的院舍照顾往往会导致院友社会功能下降。因为在院舍内，院友从早到晚的生活都被照顾和安排好，而且有些院舍甚至都没有在院友活动的地方放置时钟，加上院内活动不多且不定时，这样院友就会渐渐地失去时间概念和对生活日程的管理能力，就像阿文那样，跟朋友聊得兴起就忘了要在什么时间回家。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院舍化”（institutionalization）。院舍化影响的不仅是院友自身，有时也会让其家人忘记他们的存在。我在少年矫正院工作时，就曾见过有些院童的父母在孩子原来住的房间里放满了杂物，就好像孩子已经不存在一样。而当院童准备回家度假时，父母和家人往往会显得紧张甚至抵触。因为孩子入住院舍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没有孩子在场的生活日程，孩子要回家时他们的日程被打乱，有时甚至会引起双方的冲突。因此，社工在处理相关个案时要注意为院友及其家人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让院友回家变得不那么困难。

2. 后现代辅导理论如叙事理论或寻解理论，都着重在案主身上和成长经历中寻找正面事件与成功经验，将其作为案主改变的心理动力与社会资源。在处理长期精神障碍患者个案时，以此为辅导工作主线，会较易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在此过程中，需要社工有耐心地聆听案主的故事，并且用支持性对话和例外式发问找出那些资源，然后有策略地运用它们协助案主。例如在阿文的个案中，社工借助案主热爱的、能给他带来自豪感的运动，激发他积极的心理。然后，从运动的线索中找到他记挂的老同学与之联系，并鼓励原本就非常惦记他的父母重新与他建立联结。最后，安排一天“神奇的回家之旅”，让阿文得到极大的社会心理充权，撬动了他后来的一系列正向改变。

（作者系香港资深社工，佛山市新里程社会工作评估中心首席督导，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课程导师，著有《教你做个真社工》《禁毒社工大小事》）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