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社会工作在为社会性缺失而忧虑时，城市规划界在设计空间的同时，更在努力设计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因为他们发现建筑和景观越来越光鲜亮丽，但居住在其中的人的交往却越来越少。新时期的乡村振兴，在投入大量人财物建设之时，也关注人的发展和乡村社会公共性问题，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社会规划师的角色作用，围绕公共性建设乡村的社会基础设施。

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的各类活动，实质上是要促进乡村社会基础社区的建设和功能发挥。如果说乡村振兴的诸多政策与活动更为偏向物质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社会工作在乡村振兴中作用发挥的空间，可能更聚焦于社会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并非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强调的是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交往互动的空间与网络。在乡村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的使用维护在不同农村社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并非完全是硬件设施的原因，而是村民在社区参与和社区认同上的不同，或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基础设施差异所导致的。而在社区环境类似的乡村中，有些村庄人际关系的疏离、村民合作的困境、乡村公共活动的不足、村庄中公共空间缺失等问题，直接与社会基础设施紧密相关。

而所谓宏大的社会重建或者社区建设，是要转换成为非常具体的、和村民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活动。社会工作者开展的各种服务活动，实际上是建设乡村社会基础设施的一砖一瓦，活动过程中建立起的信任、互助成为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混凝土。社区活动是社会工作者的表面，但是为何开展社区活动，最终目标和指向应该是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提振乡村社会的精气神。因为乡村振兴中各项事业的落地生根，背后一定是村民互相信任、互相合作发挥作用后，才有可能成为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在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公共性建设有助于乡村成为村民获得掌控感的安全港湾。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为3.76亿人，在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背后，是农村社会中坚力量青壮年的外出，农村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和残疾人的留守，外出的人有牵挂、留下的人有困难。我们观察到的是乡村家庭为核心、家庭互助为辅助、社区共同网络被破坏，但更深层次的是村民对生活和发展的自我掌控感在降低。社会工作的助人自助原则，正是要通过在乡村重建各类自助互助的服务网络，孵化农村社会公共组织，拓展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培育农村社会公共精神，壮大农村社会公共利益，使外出流动的村民安心踏实，使留在农村以弱势群体为主的乡村人口顺心生活。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当乡村社会的公共性能够帮助村民建立起对自己的生活掌控感，乡村振兴才会有内在的灵魂。

实际上，社会工作专业助人角色得到科学研究证明和大众接受的经典案例，其核心也在于生活掌控感的确立。1976年，哈佛大学兰格教授（Ellen Langer）及罗丁教授（Judith Rodin）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阿登屋养老院（Ardn House）挑选了一批65—90岁的老人，其中47位为实验组，参照组和实验组老人住在两个不同楼层。实验组老人被告知对自己的生活有自主控制权，住这层楼的老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植物，但自己要负责浇水，他们还可以自己选择要哪天晚上看电影。但是对住另一层楼的老人，他们就直接把相同福利发放下去，由护士选择植物并负责浇水以及决定一星期中哪天晚上看电影。小小的掌控权最后产生了大大的影响：有控制权的老人活得更开心、更活跃，头脑也更清楚（不只是受测的老人自己反映，护士也有进行客观评量），18个月后，其正面效益也非常明显，享有掌控权的老人不仅身体比较健康，死亡率（15%）也只有另一层楼的一半（30%）。改变组织的环境以增强组织中各成员的掌控感，是提升该组织的成员或其他使用者的参与度、活力及快乐的一大利器。总之，如果不能相互依赖，我们会越来越孤独，也越来越傲慢。社会工作者在参与乡村振兴中应多通过此类服务让公众认识和接受社会工作，也可以在服务中多探索和开辟这样的实践案例。

社会工作者应该成为乡村振兴的社会规划师，也是公共性这一乡村社会看不见的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者。乡村社区公共性的建设其实有着很高的能力要求，留在社区里面的老年人、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实际上是很难组织社区活动的，社会工作者举办各种社区活动的目的既是展示如何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提升能力，也是帮助村民解决问题的过程。正如规划界广为流传的“不是打造出只让一百万人来访一次的岛屿，而是规划出能让一万人造访一百次的岛屿”口号那样，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开展的各种活动，也可以是“不是做一万人次的活动，而是要做一百人参与一百次的活动”。如此，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可持续性才能水到渠成，社会工作者所建造的看不见的基础设施也将发挥巨大作用。

（作者系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民政部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秘书长）

来源：《中国社会工作》2024年5月上刊